公羊傳
春秋公羊傳者，孔子《春秋》之傳也。與《左氏》、《穀梁》並為「春秋三傳」。後世咸以為解《春秋》大義之書。孔子作《春秋》，以記事為條貫，以大義微言為經緯。其辭微而不顯，其義指深厚。其文為褒貶之辭，諸侯大夫遂不可輕易聞而得也。故文簡而深，義晦而廣。
緣起
[纂]孔子自衛返魯，修明文獻，本願述而不作。然西狩獲麟，端門授命，天降赤書，命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孔子感意，知己將歿而學恐無傳，乃發諸記注，得百三十國之寶書。乃據魯史，立新經，筆則筆，削則削，文成數萬，其旨數千，為後世製法，曰《春秋》。而授之以子夏，子夏授《春秋》予齊人公羊子名高，公羊子乃約聖賢意，為《春秋》作「傳」，以明大義微言，製作之法，遂成《春秋公羊傳》。
傳習
[纂]公羊子傳《春秋》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期間年月或久，若本《傳》中「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北宮子」者，亦其傳授經師也，不盡必出於公羊子。至於當時大儒若孟、荀者，亦有得其傳授。
漢興，天下初定，至景帝時，公羊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傳習天下。董仲舒者，亦從壽處得習經傳，司馬遷曾從之學《春秋》焉。仲舒上書武帝，曰「天人三策」，言天人感應、春秋孔子之法，武帝大喜，遂廢百家，獨尊儒術，以公羊立於學官，為最尊之經。又公孫弘學《春秋》說，以《公羊》之義為宗，干武帝，至於丞相。於是天下鄉風，公羊之學大盛，學之者，若马宫、左咸之徒，至於卿相。天下咸以《春秋》大義為論事之據，以《春秋》為孔子為漢室製作之法。而讖緯、陰陽、災異之說遂興焉。
後漢，《公羊》仍為顯學，傳習不絕。然《左氏》、《榖梁》並起，馬鄭諸人，咸宗《左氏》，摒除《公羊》。而何邵公休者，獨有慧眼明智，以《公羊》為宗，閉門潛思數年，目不窺園，乃作《公羊傳注》，以救此經于萬一。然歷數至此，非人所能，漢亡，公羊遂微。至於六朝隋唐，學者唯知有此經而已，俱不傳焉。
唯唐徐彥，能明經義，上承邵公，作《春秋公羊傳注疏》。至於宋元明時，又微焉。清興，考據之學盛，孔廣森、陳立相為《公羊》作注。至於清季，而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崔適諸大家並起，發明古學，力興《公羊》家法，為近世之公羊家焉。此諸人倡言變法，力呼維新，以孔圣之道為新世之法，中華學術，為之一改。至於今日，有蔣慶為言公羊學之宗，著《公羊學引論》，為使《公羊》與當今之世能有所合焉，亦為使「政治之儒學」所能重興也。
書義
[纂]公羊之傳，以明孔子大義微言為道也。有「改制」、「大一統」、「張三世」、「大復仇」、「辯夷夏」之說。其義，乃所謂「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也，為昏君亂臣所不能容，故隱晦也。
- 「改制」者，「托古改制」之謂也。孔子作《春秋》，以誅滅亂臣賊子，撥亂反正，立一新朝，以「春秋」為號，以為「素王」、「文王」，於《春秋》中行天子之權。使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加于斧鉞。改周舊制，新周、故宋、據魯，以《春秋》當新王，以明孔子之志。后康有為襲之，作《孔子改制考》，亦為變法之本。故孔子嘗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春秋》最能明夫子之志故也。
- 「大一統」者，言盛讚天下一統也。《春秋》以「元」為最大，「元」統「年」，「年」統「春」，「春」統「王」，「王」統「正月」。亦為天地之道，人文之法，盡在於此。故天下不可以不一統，不一統則大亂也。
- 「張三世」者，以世道運轉為「據亂」、「升平」、「太平」之世。人事之行，必從「據亂」至「升平」然後可得「太平」也。或曰，「升平」者，《禮記》所謂「小康」也，「太平」也者，《禮記》所謂「大同」也之世，其論可備一說。然三世漸替，是人事漸進之故爾。
它典
[纂]| 美辭妙篇，具錄於維基文庫︰春秋公羊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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