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條目需要精通或熟悉相关主题的编者参与及协助编辑。 |
劉松齡 Ferdinand Avguštin Haller von Hallerstein | |
---|---|
出生 | 神聖羅馬帝國卡尼奧拉卢布尔雅那 | 1703年8月27日
逝世 | 1774年10月29日 大清順天府 | (71歲)
墓地 | 滕公栅栏 |
国籍 | 神聖羅馬帝國 |
知名于 | 為京師天文台製作首個星盤 |
科学生涯 | |
研究领域 | 天文學、人口學、數學 |
机构 | 大清京師欽天監監正[註 1] |
劉松齡,本名奥古斯丁·哈勒施泰因(斯洛維尼亞語:Ferdinand Avguštin Haller von Hallerstein,或譯奥古斯特·阿勒斯坦,1703年8月27日—1774年10月29日),字喬年[1][2],是一位克拉尼斯卡(後成為哈布斯堡君主国一部分,現代歸屬斯洛文尼亞)籍的耶穌會传教士兼天文学家,擅長地理輿圖之學[3],於18世紀大清以身兼傳教士、「文化大使」和官吏等而活躍。1746年戴進賢離世後,接任清政府欽天監監正長達35年(1746-1774,或從乾隆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九年),並擔任耶穌會東亞省負責人,負責中國、澳門和日本的傳教事務。其是第八位西洋監正,也是在欽天監任職時間最長的西方傳教士。[4][5]
在華期間,他為北京天文台製作過一個帶有旋轉環的混天儀(璣衡撫辰儀),同時也是中國歷史首位精確統計出當時中國人口(198,214,553)的人口统计学家。
除天文學方面具傑出成就,他也為其他科學做出貢獻,如曾做過一系列感應電實驗;在地圖學、地理學和人口學方面,他的工作也對中國和歐洲有過重要貢獻[3]。在擔任欽天監正監期間,劉松齡協助清廷完成天文技術研究、地圖測繪、曆法計算及外交接待等工作,可說得上是一位多元化的傳教士。[6]
如上所述,劉松齡是出生於克拉尼斯卡的卢布尔雅那[7],其家族為源自紐倫堡著名的哈勒尔·冯·哈勒施泰因家族的一個匈牙利分家,其父母分別是亚内兹·费迪南德·哈勒施泰因(1669–1736)和玛丽亚·苏珊娜·伊丽莎白·埃尔伯格(1681–1725),住在位於盧布爾雅那附近門蓋什小鎮的家族城堡(拉夫巴或霍夫曼伯格城堡)。[5]
劉松齡于1703年8月28日在盧布爾雅那受洗,并獲得教名Ferdinandus Augustinus Haller LB ab Hallerstein[8]。他在門蓋什那家族持有的拉夫巴爾城堡,度過了青年時期;在盧布爾雅那耶稣会學院深造[7],完成三年的哲學學習後,其於1721年10月26日在維也納總教區加入耶穌會。之後,他在維也納和格拉茨繼續學習數學、天文學和神學。[5]期間其還曾在中學任職三年。[9]
在以下提及的三個城邦的科學院,他都擁有著院士席位:在德意志和維也納,他主要在這些地方發表過科學論辯的文章,而在羅馬和里斯本,則是他的社交中心及他的私人朋友——葡萄牙王后所統治的地方。
他到海外傳教的興趣濃厚,是受其叔叔埃伯格(Inocenc Volbenk Erberg)的影響[註 2][10]。他在擔任傳教士後,於1727年申請前往中國傳教,1735年獲批准。獲准當年秋天,其便啟程,經過哈布斯堡君主國的港口的里雅斯特(帝國自由市)和热那亚啟程前往里斯本,[5]以從那裡前往中國。但雍正十三年時仍嚴禁傳教士入華傳教,而去印度傳教的機會也未能獲取教皇克勉十二世批准。在暫時擱置行程後,他留在里斯本開始學習葡萄牙語、天文學和測繪技術,在此期間還多次會見過葡萄牙王后瑪利亞安娜,與之建立友誼關係,[1]在到中國生活期間,還一直與她保持通信。[5]
1736年乾隆帝繼位,清政府對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做出鬆動,其便重新出發,於1736年4月乘船前往遠東。行程中途於莫桑比克逗留[5],之後到達果阿和澳門進行入華前期活動,如瞭解當時中國的風土人情和學習中文[11]。在澳門期間他開始學習中文,還應澳門參事會邀請參與澳門城郊地圖的測繪工作,根據澳門總督的要求準備了一幅城鎮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然後再接著行程,在1738年9月到達廣州。[1][5]
1739年3月1日,他和鮑友管等4位傳教士自澳門啟程,穿上中國服裝,由一位廣州官員陪同,在廣州停留一個月後,在清遠坐船進入內陸,到達南昌換乘騾子拉的轎子,沿着大運河北上。6月13日抵達北京後,被安排落腳(也為其永居)北京(天主教)四大聖堂之一、所多為葡萄牙代牧區服務的修士駐留的南堂,[12]與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及其他耶穌會教士同住一個房間[4]。數日後他在圓明園被乾隆帝召見,進入欽天監工作。1743年成為欽天監監正戴進賢助手,任監副。戴1746年離世後接任欽天監監正,在職期間,曾向乾隆皇帝推荐傅作霖(Felix Da Rocha) 和高慎思(Joseph d'Espinha),為西域疆土擔任繪制。[12]
受乾隆皇帝之命,劉松齡也接替戴進賢主持對南懷仁康熙十三年編纂的《靈台儀象志》的修訂工作,經過兩人八年率領下中外天文學家的通力合作,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由乾隆皇帝命名為《儀象考成》,劉松齡也為成品親自撰寫序文[3]。1752年,奉旨主持設計和製造璣衡撫辰儀;同年九月,葡萄牙使臣巴哲格來北京朝貢,劉松齡和內務府郎中官柱負責迎送,得到乾隆帝的賞識。[1][2]在準噶爾之役之後,他又奉旨製造過大小天球儀、地球儀數對。[2]
1753年5月5日,其獲賞賜三品官位[13],以獎勵其幫助接待葡萄牙使團有功[4]。1765年到訪北京的朝鮮王朝學者洪大容在譯官陪同下,還曾到過南天主堂,與劉松齡有多次交談[14][6]。
儘管劉松龄服務清政府期間獲得恩寵,但其在京時期並未有太多傳教的自由,除皇帝未有流露好感,亦面對朝臣們的嚴加壓制。劉在傳播技術之外,也有利用過一切時機宣傳天主教教義教理,而較少換得真正領洗入教者。1773年11月13日,劉松龄因為自己身體狀況轉差,而且因為北京傳來歐洲耶穌會處境艱難的壞消息,向乾隆帝遞交辭呈,但乾隆帝沒有同意他的請求,下旨:「劉松龄不必乞休,聽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艱,即不隨班,亦從其便。」1774年7月29日,他第一次中風,導致右邊身子不能動,并且暫時不能說話。三個月後,他第二次中風後隨即去世。[10]劉身故後,獲乾隆帝下旨賞賜200兩銀子治喪,葬於馬尾溝教堂西洋教士墓地(滕公栅栏),即現車公莊大街6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內。[4]
其在華的統計人口資料及中文譯本,於1779年傳到歐洲。而當時清帝反對推進人口普查,或者至少反對公開這些數據,以免臣民們認識自我實力而變得不安。當時的統計數據,是證實劉松齡的前任錢德明的所有計算,這份資料也提供了當時中國人口正在逐漸增加的證據。在第25年時據劉松龄統計,中國人口為196,837,977,次年統計同一數據則為198,214,624。[15]
另外,他還曾根據木星的衛星運行軌道,以及聖彼得堡和北京的子午線的時間差,計算出北京地理長度。除上面提過的澳門地圖,乾隆十四年(1749)七月十六日,他還曾奉旨同郎世寧、傅作霖等人,重新繪制了乾隆皇帝狩獵保護區滿洲里的木蘭地圖[1],並有參與其他的項目,如中國的大地圖,由耶穌會士在1761年發表。[5]
他的書信譯本,是早於18世紀就於布达佩斯出版。
歐洲科學史學會第三屆會議時,有一部分專門討論過劉松齡,以及當年他將中歐科學傳播到北京兼回傳歐洲的情況。而其本人作為老北京天文台最引人入勝的天文儀器——球形星盤——“天球儀”的發明者,也在多年後重新引起中國大陸史學家們的注意。[4]
在前北京天文台現博物館內,收藏有劉松齡當年供職清政府時率隊製造的璣衡撫辰儀,被認為是最傑出的天文儀器。觀象儀中西合璧,精美異常,使用歐洲的天文度量值,結構上採用中國傳統的渾儀形式,使天文觀測精度達到空前水平[3]。
小行星15071 Hallerstein以劉松齡的名字「Hallerstein」命名。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