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本土化運動(英語:Taiwanization)是指臺灣強調在地的歷史、地理、文化、及主體意識的一種運動,以發揚臺灣本土文化、以及文化層面的去殖民化[1]為主要宗旨。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並沒有一個特定的發展期間,在不同時代背景之下有著不同層面的意涵,但自從1980年代末期解嚴以來的一連串發展尤為明顯,直到今日仍在進行中。該運動的影響層面擴及台灣的文化發展、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多方面的變遷,官方或民間自行發起的各種活動都促成此種變化快速的推廣,然而同時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反對意見。反對者指稱該運動事實上是一種「去中國化」,認為其目的是想促使以近代中國移民為社會主體的台灣,從基本的文化社會根源脫離中國大陸的影響,並常將其與臺灣獨立運動相提並論;但支持者聲稱在事實上,台灣本土化運動是將漢文化(或狹義的中華文化)視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並非全盤去除。然而,對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歷史聯繫以及歷代中國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大都被視為「殖民政權」,需要去殖民化;與政治上力圖建立獨立於中國的史觀。對於其他文化領域,為除去與台灣文化較緊密的部分漢文化,皆是欲反對和重新主張的對象。
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並非始於政府的推動,相反地,有時候是一種對抗的行動。台灣數百年來歷經不同政權的統治,統治者為了達成迅速有效的管制,於是強制施行統制者所慣用的文化、語言、或宗教;並禁止原本當地固有的生活型態。民間團體為了對抗政府所施行的“大一統”政策,於是推行本土化運動以維護固有的習慣,並強調與外來文化不同之處。
在日治時期,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是為了對抗日本文化,以保持漢文化。在解嚴後的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則是為了對抗國民黨政府在所推行「中國中心」政策,以恢復台灣在地的文化習慣。現今台灣的「本土化」主要的對立面是傳統「中國中心主義」的文化。
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屠殺與清鄉使眾多臺籍政治、學術與文化菁英遇害,倖存的臺籍知識分子為避免遭受政府迫害也從此獨善其身,不再參與政治等公共事務,加上國民黨政府動用國家資源強力灌輸中國文化與打壓異己,使臺灣本土的聲音與勢力更加微弱。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曾實行以反攻大陸、消滅中共為導向的政策,實務上施行戒嚴等威權管制,重要黨政職務大多由1949年隨中國國民黨來台人員擔任,立法院與國民大會長期由1947年選出的國會議員長期任職,不受改選限制而成「萬年國會」,導致戰後原居台灣之居民無法選出應有之代表。而台灣居民在日治時期的生活經驗也因中國國民黨政府強力灌輸一元化的中国民族主义(即大中國思想)而被壓制,例如台灣居民之母語如台語、客家話、原住民語言被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等等[2]。
1980年代之後,由於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加上台灣經濟起飛後持續穩定發展,國民自覺意識崛起,國民黨政府遭受強大的國內外壓力,以及黨外人士的強力組織行動下,實行國會改選,教育系統開放並鼓勵本土母語之教學。此一強調在地關懷的政策和潮流,稱為「台灣本土化」。
台灣本土化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強調“台灣優先”。在過去的日治時代,台灣民眾被迫接受皇民化,強制使用日語;在二戰後,國民黨政府治台初期,則是強調“民族主義”,宣揚“祖國情懷”,不論是文學、歌謠等等常隱含著思念中國大地,讚頌中華民族的悠久偉大,並強制使用國語。相對而言,台灣本土的文化價值受到忽略與壓抑。
隨著知識的不斷開放,台灣人逐漸意識到保存台灣文化的重要性。本土化運動開始探索自我的本質,重視居住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文生活與價值觀。
台灣原住民是已知最早居住於台灣的族群,在台灣的活動已有大約8,000年之久。「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在民族上屬台灣南島語族人,台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端。」[3] 但從漢人移台開始,漢族與原住民族的衝突就未曾停歇,日治時期更有原住民與日本人的流血對抗。當年原住民由於生活空間受到威脅,被迫由西岸遷向東岸,從平地移往高山;而與漢人接觸較頻繁的平埔族群,其特有的語言文化因為漢化而逐漸消失。在本土化運動中,台灣原住民的文化受到重視,政府不再強調以中原文化為主的族群融合,原住民仍能保有自己的傳統價值與生活習慣。
另一方面,在國民黨政府治台初期,族群對立十分鮮明,“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旣有語言習慣上的差異,社會政經地位亦有分別。此時的“台灣人”是省籍上的歸類,尤其是老一輩的台灣人或母語為台灣話、台灣客家語、台灣原住民語的才自稱或被稱為『本省人』。隨著半世紀的族群融合,“台灣人”開始有了模糊歸類,可以指本人出生地、成長地或長期居住地,依照自身的主觀願望而定
本土化運動強調了台灣人在族群認同上的改變。不論就地域或國籍的角度,早期多數人對於“台灣人屬於中國人的一群”並沒有太多異議。經過50多年政治上的隔閡,即使是原本的“外省人”子女,由於出生與成長都在台灣,也逐漸接受自己“旣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前總統蔣經國亦曾做此表示[4]。但隨著政治層面的影響,以及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中國大陸的實際局勢,多數人開始強調“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因為在國籍角度上住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並不成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統治範圍內。其後隨著本土意識的增強,台灣的族群認同朝向了將現居於台灣的所有人視為一個國族,在1990年代,李登輝前總統提出的“新台灣人”成為一種新族群的概念,在這種認同下不論是「外省人」或本省人,只要認同台灣、愛台灣的人都是“正港(tsiànn-káng,台語正牌之意)台灣人”。
有些人士會從生物科學等角度來強化“台灣種族”與“中國種族”其實有所不同的概念。部分這種論點的推動者試圖從基因分布中找出兩者之間的異同,連結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藉此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如被譽為「台灣血液之母」的林媽利教授在其研究中發現台灣原住民祖先是在1萬5000年前冰河時期結束之前,從東南亞島嶼(菲律賓、印尼)等地遷徙至台灣,在台灣島內經過幾千年長期的隔離,形成相似及一致的基因結構。台灣原住民、東南亞島嶼族群(印尼、菲律賓等)在血緣上很接近,不易區分,而且研究顯示台灣原住民在上萬年之間陸續來自東南亞島嶼,且兩地有族群可能互相遷移。
族群認同的轉變可以從民調中得到反映。台灣的聯合報在2006年的一項報導(11月18日)稱,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完成的民調顯示,如果中共允許台灣人民自由選擇台灣的前途,認為台灣應該獨立的比例約62%;如果中共不允許台灣獨立,支持台獨也有54%。調查發現,台灣民眾對台獨,逐漸不受陸方威嚇的影響。而過去北京相信,武力犯台的威脅、經濟封鎖、外交等因素,會影響台灣民眾是否願意支持台獨。 此一研究名為「二○○六台灣、香港、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國際比較調查」,由政大選研中心、日本琉球大學、香港大學共同主持,在四地同時抽樣一千名以上成年民眾。結果也顯示,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增加,去年56%、今年增加至60%;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略減一個百分點,約34%。台灣和香港、澳門、沖繩比較,台灣人自我認同最高,香港自我認同僅13%、澳門15%、沖繩30%。
隨著2000年政黨輪替後,出現另一種深化族群認同的口號“台灣國族”,意思是不管你的祖先文化語言為何,只要認同台灣為自己國家的就是台灣人,例如民進黨主席游錫堃曾說過「我是華裔台灣人」[5]。
2014年12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非臺灣人者僅剩3.5%,認為自己只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者則已高達60.6%。[6]
2021年8月10日,台湾制宪基金会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当中,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者达67.9%,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者占27.8%,而认为自己只是中国人者仅仅占1.8%。[7]
台灣在三百年前開始有大量閩南人、客家人移入,因此在文化上不可否認地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至深。然而隨著殖民時期不同國家的統治與族群交流下,商船貿易與西洋文化的到來,使得台灣的海洋文化呈現著特殊的樣貌。在經歷過日治時期與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文化也曾顯現出悲情而堅忍的一面,總體來說,不同的歷史軌跡造就了台灣文化的特殊性。
“文化是生活的真實展現”,從歷史的角度上看,在台灣所發生的人事物,並非單一國家、民族、或文化所造成。本土化的運動,在於打破過去所普遍強調的漢文化的主體性,回歸到重視“台灣價值”,強調台灣文化的多元性,鼓勵台灣的民眾重新思考,自己來自何處,去向何方。珍惜台灣這片土地上特有的事物,不論是語言特色、文化特色、族群特色、自然資源,並加以維護與發揚。
本土化運動在台灣不免涉及政治主張。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主張本土化者對台灣獨立運動有贊成或反對兩種聲音。本土化運動中有一部份被反對者稱為「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但實際上用台灣獨立運動稱呼比較正確,因為這些運動不涉及去除漢文化;只有少數人士以「大幅降低漢文化影響」作為台灣本土化最終的目標。然而,主張去中國化者也可能贊成或反對台灣獨立,例如有些主張台灣是美國的未合併領土,而應該成為美國第51個州。這些相歧的概念是「本土化運動」、「台獨運動」中最具爭議且複雜的層面。
台灣本土化運動被部分支持兩岸統一者指控為「去中國化運動」而嚴厲批評,在於其故意放大解釋,將「台灣本土化」與「消滅中華文化」劃上等號,以削弱本土化運動的道德正當性。
較溫和「去中國化」的看法是:
較徹底「去中國化」的看法認為:
較激進的去中國化,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破壞中國文化的內涵存在。統派人士指控去中國化有扣帽子的內涵存在。
較激烈的「去中國化」看法認為:
台灣的漢語文系統早期是以台語為主流。當時的民間文學常訴諸口語,因此往往能夠直接地呈現當時歷史文化的真貌,也保存了當時語言的實際狀況。當時的“南管文字”“歌仔冊文字”記載了許多具代表性的台語通俗文字。隨後由西洋傳教士傳入的拼音字——“白話字”則是以傳教為主要目的所推行的文字。這些口語的使用或文字的紀錄並非是有計畫的推行運動,但在某些區域曾屬通行,如新港文書。
20世紀初期,連雅堂、黃石輝等人發表文章論及台灣本土語言的重要性。1930年,黃石輝發表《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強調「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這些強調使用本土語文的主張可以說是文學本土化的運動的開端。然而1937年左右,台灣總督府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廢止各家報紙上的漢文版,使得剛萌芽的台灣話文運動遂告中止。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二二八事件的爆發,緊接著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在政府高壓統治下關懷台灣本土真實的文學倍受壓抑,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
直到1970年代以後,台灣本土意識逐漸抬頭,台語文學再度萌芽成長。解嚴之後,台語文作品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許多作家和學者都投入台語文創作的行列。但是台語用字仍屬嘗試期,用字極不統一,有人創造新字,也有語文專家考証本字,再加上原有的傳統用字、華文用字,可謂百花齊放。1990年代以後,由於台語文作家互相觀摩學習的結果,新的台語文字,一方面有所傳承,也有所創新,但總不離「通俗性」、「語源可靠性」、「音義系統性」三大原則,並嘗試以拼音字做為文字的一部分,台語文學的用字,逐漸朝向統一的道路邁進[8]。
中華民國於1946年實施第一部憲法,於1949年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內戰中失利,後遷至台灣。來台初期不論政府的組織架構與施政方針,均以中國大陸為規劃主體。隨著政府宣佈承認中共對於中國大陸的治權,也體認到在地化的現實需求,乃透過憲法的增修條文,以及逐年實施的民主選舉,改變了原本以全中國為規劃的政體。1987年解嚴後,「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改變,可以從「修憲」、「國會全面改選」、「公民直選總統」、「凍省」、「公民投票」、「廢除國民大會」等政策中體現出來。此外,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不得不增補台籍黨員,並使得台籍黨員在黨中央逐漸握有權力,使國民黨逐漸擺脫了“外省黨”或“外來政權”的稱號,但由外省人控制的黃復興黨部仍主導國民黨。
此外,台灣也拋棄了過去以「籍貫」作為族群別的依據,1990年代起改採「出生地」作為個人資料的登錄。此舉避免了「籍貫」、「戶籍」、「出生地」等等多項登錄資料不同可能引起的混淆或爭議。
2002年起,台灣興起了另一種本土化的運動——台灣正名運動,反對派稱之為去中國化運動。這項運動在政黨輪替後成為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施政的特點之一。為了與中國企業識別,2007年政府要求國營企業冠有「中國」、「中華」者應當加以去除,因此中華郵政更名為「台灣郵政」(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後取消)、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也更名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但中華電信、中國鋼鐵公司等國營企業由於名稱沿用已久,並且在國際上已經具有一定規模,全面更名不但可能影響商譽,更名所耗費的成本亦被企業內部宣傳成難以負擔而作罷。民進黨政府也曾要求「中國醫藥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大學」等9所大學改名,但被學校抵制而沒有成功。
關於各種「本土化」運動在台灣應當推行到何種程度為適當,仍有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