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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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任寧夏省政府主席 | |
任期 1929年7月25日—1930年8月30日 | |
前任 | 門致中 |
继任 | 馬鴻逵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大清河南省陳州府扶沟县吕潭镇 | 1895年10月18日
逝世 | 1934年11月24日 中華民國北平市北平陆军监狱 | (39歲)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配偶 | 胡紅霞 |
亲属 | 女儿吉瑞芝 侄儿吉星文 |
军事背景 | |
军衔 | 军长 |
经历 | |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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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1934年11月24日),原名恒立,字世五,河南省扶沟县人。祖籍陕西省韩城县西原村吉家巷[來源請求]。民國年間西北軍著名將領,亦曾加入共產黨。
吉鸿昌生于吕潭镇吕潭村,父亲吉茂松在镇上开茶馆维持生计,母亲早逝。为了帮父亲养家糊口,年幼的吉鸿昌经常拾柴禾,拣庄稼,或提篮上街卖烟丝;稍长,就帮助父亲照顾茶馆。
14岁时,因生活所迫,吉鸿昌离家到县城松盛楼首饰店当学徒。后因倒闭而回家。
16岁时吉鸿昌又到周口镇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在那里苦熬了两个年头,看到了人世间的苦难
1913年8月,冯玉祥在河南郾城一带招兵。吉鸿昌毅然跑到郾城从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入伍之后,被冯玉祥看中,很快被选入模范连受训[1]。1917年7月,吉鸿昌被调到冯玉祥的手枪队。不久,被提升为连长。1917年夏,参加补助教导大队第2期军官班学习,成绩优异。
1921年,冯部扩编为第11师,吉鸿昌被提升为第21旅43团3营营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从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吉鸿昌奉命守卫北京南苑。
1925年吉鸿昌升任绥远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
1926年,任第36旅旅长。冯玉祥派他从兰州出兵,击败在西安围困杨虎城8个月的劉鎮華部队。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吉鸿昌参加北伐。1926年冬36旅扩编为19师,吉鸿昌升任师长。
1927年5月出潼关,佔河南洛阳,7月3日在巩县附近黄沙峪夜渡汛期的黄河,换上奉军军服,奔袭占领了新乡,克安阳、沁阳等城镇,势如风卷残云,奉系军队被打得大败而逃。很快,河南局势暂告稳定。第19师作战勇猛。有“铁军”之稱[2]。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驻防天水。
1929年夏天,吉鸿昌率部在平定甘肃匪乱后进入宁夏。当时宁夏政局混乱,为了稳定形势,7月24日,冯玉祥委任吉鸿昌为第10军军长兼寧夏省政府主席。吉鸿昌就职后,决心为民兴利革弊,在自己的像片上亲笔写下:“ 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吉鸿昌为除掉吏治黑暗,组织了考察队分赴各县考察。他还特别重视回汉合作的民族政策,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回民聚居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只分良莠,不分回汉的道理,号召回汉两族人民团结起来;还召集回教代表开会,与代表合影留念。在这期间,吉鸿昌决心开发西北,并提出 “开发大西北” 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为此,部队成立拂晓读书会,组织团以上军官参加学习,后又扩大到营以上军官。
1930年4月,参加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中原大战,任冯玉祥军第3路总指挥、率军出潼关,於隴海路正面击敗陳誠。9月,冯玉祥战败,吉鸿昌率部投降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防区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担任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任务[1]。但吉却向其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三道河给鄂豫皖苏区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3]吉鸿昌数次到苏区参观,还随时准备投共。[3]
1931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而吉鸿昌拿定主意不打红军,并秘密策划起义、参加红军。[3]于是,蒋介石撤销了他的军职,强令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考察”。 1931年9月,蒋介石察觉到吉鸿昌亲共的态度后,用特务收买了其手下,并派兵包围吉鸿昌部[1]。因潢川起义未成,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以出国游历考察之名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考察。第22路军被蒋介石改编为第30军,张印湘为军长。下辖三个师:
第30军在徐州会战中奉命坚守台儿庄主要防御阵地,与日军精锐第10师团进行浴血争夺,为台儿庄战役获胜奠定基础。
吉鸿昌在美国[1]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挂在身上,用英文仔细地写上:“I am Chinese!”;他曾怒斥陪同的使馆参赞:“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他还通过接受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并谴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行径。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得知后,执意中断在国外的“考察”,摆脱特务监视回国。2月28日吉鸿昌抵上海。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并于4月加入中共。[3]不久,他就整理出版了17万字的《环球视察记》。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只身潜入鄂东北麻城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30师88旅,89旅,90旅,投奔鄂东北苏区。但是只有一个90旅愿意起义,国军第13师围追堵截,这个90旅很快哗变,吉鸿昌派去策反的副官被30师师长杀害,投共失败。大约是11月底12月初,即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之时,吉鸿昌离开苏区。
1933年,在热河抗战、長城戰役后,日军占领察哈尔部分地区。3月25日,吉鸿昌乘火车抵张垣。中共张垣特委派出吴化之与吉鸿昌联系,担任吉鸿昌统率的抗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5月26日,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在察哈尔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后任北路前敌总指挥。何应钦断绝对抗日同盟军一切经费补给途径,吉鸿昌自己拿出6万元购置军火。至7月12日同盟军攻占多伦(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康保、寶昌、沽源等4座县城,将日满伪军驱出察境。[4]因为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蒋介石认为该军妨害统一政令、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逼近察哈尔。
8月5日,冯玉祥将察军政大权交给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吉鸿昌、方振武等则公开中国共产党身份,率领余下部队在察哈尔南部地区寻机建立新苏区。[5]
9月,部队辗转到赤城县北的独石口后,在进军商都准备与抗日将领高树勋会师时,遭国军多番阻击,便决定“抗日讨贼”,南下攻打由何应钦所率中央军重兵把守的北平。[5]国民革命军驻北平城防部队受到偷袭后反攻,将吉鸿昌等部逼退至当时中、日两军驻地中间地带,国军与日军达成一致围攻其残部。为避免全系被歼,吉鸿昌、方振武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剩余部队、二人离队出洋的和谈条件。[6]
1933年秋,吉鸿昌乔装辗转回到天津。为安全起见,他先住进了六国饭店。1933年冬,吉鸿昌与宣侠父建立了联系,不久他们二人化装到上海,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王世英接上了关系,汇报了察哈尔抗日的详细经过。
1934年3月,宣侠父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陪吉鸿昌到上海履行了入党手续。
1934年4月初,南汉宸受共產党的指示也来到天津。吉鸿昌和南汉宸、宣侠父、任应岐等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拟把当时正在江西参加“剿共”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的兵力拉回河南,再和地方民团组织联合起来,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再拉到西北与杨虎城会合。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中央委员会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建立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和宣侠父出版机关刊物《民族战旗》。继续从事兵变和策反中央军等工作。
1934年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
1934年8、9月間,被派往安徽進行渗透和發動武裝抗日的人員被捕,暴露了吉鴻昌在天津組織訓練武裝力量的工作。[7]
11月9日晚,在天津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吉鸿昌、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秘密开会的房间,被中国国民党力行社华北区郑介民、天津站陈恭澍派遣的特务吕一民、吕问友闯入开枪,刘少南當場中彈身亡,吉鸿昌亦被流彈擊中右肩受傷,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买通法工部局。
11月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
11月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移送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羁押在北平陆军监狱(今东城区炮局胡同21号),由軍法處訊办,国民党中央军令: “以吉、任累次逞兵作乱,危害民国,通緝有案。更在津勾结共产党,应即按照《紧急治罪法》将吉、任二犯执行枪决。”
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该两犯已供认不讳”,吉鸿昌与任应岐被执行枪决。
其遗孀胡鸿霞在吉鸿昌枪决4天后领回了丈夫的遗体,并在吉鸿昌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香烟纸,一行写着‘不要告诉我太太知道’;另一行是‘不要厚殓’。吉鸿昌的家人和部属遵照遗嘱将其入殓后,灵柩暂厝北平长春寺,原拟安葬在天津,后担心会遭到力行社特务的破坏。1935年春,吉鸿昌的四弟吉加昌亲赴北平,同嫂胡鸿霞及其幼子幼女一起,将灵柩乘火车运至许昌,后由乡亲用马车将灵柩运回吕潭镇,并安放在故居堂屋内。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刺杀吉鸿昌的特务吕一民、吕问友匿居天津。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8]1964年,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各地群众方便悼念的建议,征得遗孀胡鸿霞的同意,作出决议,将吉鸿昌烈士的遗骨迁葬于郑州“河南省烈士陵园”。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共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吉鸿昌旧居,又名“红楼”,位于当时的天津法租界的霞飞路(Avenue Joffre)(今和平区花园路5号),作为天津租界时代的重要建筑之一留存下来。该建筑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9]和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10]。
吉鸿昌烈士墓,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烈士陵园内,有墓冢、纪念亭,亭内立有胡耀邦题词的纪念碑等。汉白玉墓碑上刻有吉鸿昌就义前写的誓言。
1921年,时任营长的吉鸿昌与父亲吉筠亭共同筹资,利用吕潭镇上的龙王庙兴办了吕北初级小学。教科书文具由学校免费供应,家庭特别困难者,衣服鞋袜由学校特别补助。
1928年秋,校名改为私立中山小学校。
1929年升任宁夏省主席的吉鸿昌,在吕潭镇西北隅贾鲁河畔置地50亩,开始兴建新的校舍,1930年秋招收三年制师范1班,至1931年夏,新校舍竣工后,各年级学生都搬进新校舍上课。原来招的师范班,因省教育厅不予备案而停招。接着吉鸿昌购置校田,捐固定基金,呈准备案,重组校董会,详定学校管理条例。条例中特别规定:“董事会的吉姓人不准管学校经济”,将校名改为河南省私立吕潭中学校。从小学至师范,各科齐全,免费收取学生。
1931年吉鸿昌父亲吉筠亭病逝,吉鸿昌回乡奔丧在全体师生大会上,曾讲过这样一段话:“都说我们父子是大傻瓜,有钱不置庄田给子孙造福,却把大批的钱扔在学校里。”他说到这里哈哈大笑几声,接着说道:“我办学有两种想法:一是培养出大量人才,才能使国家强盛,不受帝国主义侵略;二是我看古往今来当武将的很少有好下场,一旦跌倒,难免家灭满门,财产充公。所以我想,与其叫别人充公,何如早些我自己充公,给国家、给老百姓办一点有益的事情?”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枪决那天在给吕潭镇乡绅冯欣农、马遐富等人的遗书中说:
欣农、仰心、遐福、慈情诸先生鉴:昌为时代而死矣,家中事及母亲已托二、三、四弟奉养,儿女均托洪霞教养不必回家,在津托喻先生照料教育,吾先父所办学校校款欣农遐福均悉,并先父在日已交地方正绅办理,所虑者吾死后恐吾弟等有不明白之处还要强行分产,诸君证明已有其父兄遗嘱,属吕潭地方学校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兄私产也。永昌弟鉴:兄死矣家产由先父已分清学校款您不必过问,您嫂洪霞教养两子您能照料则照料否则不必过问,听之可也,有不尽之言大家商量办去,我心已乱不能再往下写,特此最后一信祈兄等竭力帮助生者感激死者结草鉴书匆匆不尽馀言。
吉鸿昌手启
十一月廿四日
1935年5月省教育厅督学李在谦到学校视察。
至1939年秋,吕潭寨墙被黄水包围,校田被淹,日寇入侵,经费来源大部分断绝,学校才被迫停办。
1942年秋,吉鸿昌的三弟吉卜五曾续办这个学校,名为私立吉氏小学校。
1944年11月24日,中山学校校董会和全体师生举行大会,纪念吉鸿昌烈士逝世十周年,并立“经文纬武”大匾,以志纪念。到1944年冬,黄水整个吞没了吕潭镇,学校被迫停办。
1947年,吕潭镇设立了扶沟县第三区人民政府,这年冬季利用学校南院残留校舍,又复办了这个学校。定名为“鸿昌小学校”。
1949年春,第四野战军第120、128师途经吕潭,全体指战员在烈士墓前开会纪念,部队首长为学校亲笔题字“鸿昌学校”。
1950年春,改名为吕潭完全小学校。
1969年“扶沟县吕谭中学”。
1978年,又改为吉鸿昌学校。
1984年扩建学校。1985年扶沟县敦聘任天津市政协常委吉瑞芝兼名誉校长。
2006年5月,吕潭学校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上指出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1984年,邓小平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写了书名。聂荣臻元帅亲笔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5年,吉鸿昌诞辰100周年之际,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为吉鸿昌题词。
坐落在扶沟县城内的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前身是扶沟县烈士陵园,始建于1962年,1979年在原址基础上开始筹建“吉鸿昌烈士纪念馆”,1984年11月24日,在吉鸿昌牺牲50周年之际建成并对外开放。1995年吉鸿昌诞辰100周年之际,更名为“吉鸿昌将军纪念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写了馆名。扶沟县于2007年开始规划建设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新馆,2009年11月24日吉鸿昌就义75周年,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2014年9月初,国家公布了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入选。吉鸿昌将军纪念馆位于扶沟县城鸿昌大道东段,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6.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基本陈列面积2600平方米。馆区由主馆、纪念广场、国防教育园、休闲公园四部分组成。主馆内设四个主展厅、一个多功能厅、一个廉政教育厅和半景画馆等。馆前广场上威武屹立着吉鸿昌将军青铜塑像,铜像高7.9米、重6吨,是由扶沟县群众和社会各界捐资所铸。广场西侧是国防教育园,放置有一架退役的歼-6战斗机、一辆坦克及两部大炮等。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公园内有吉鸿昌雕像
吉鸿昌故居——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4号,现为和平医院。
2009年9月14日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吉鸿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片《吉鸿昌》,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由李光惠、齐兴家执导,达奇主演,于1979年上映。该片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吉鸿昌的就义诗由作曲家雷振邦谱曲,姚仲儒演唱,是电影《吉鸿昌》插曲。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就义前几个小时,向法庭要了笔墨和信纸,给夫人胡红霞留下遗书手迹(现被天津市博物馆收藏):
“红霞吾妻鉴: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俞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顾、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吉鸿昌牺牲前写给三个弟弟的遗嘱:
“ 国昌、永昌、加昌等见字兄己死矣,家中事俱己分清,你嫂洪霞及小儿鸿男、悌悌由您洪霞嫂教养,吾弟急手足之情照应可也,唯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继母奉养之责,吾弟宜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
兄吉鸿昌书 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