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麦基宾

多萝西·麦基宾
洛斯阿拉莫斯时期徽章照
出生多萝西·斯卡里特
Dorothy Scarritt
(1897-12-12)1897年12月12日
 美国密苏里州堪薩斯城
逝世1985年12月17日(1985歲—12—17)（88歲）
 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
国籍 美国
职业簿记、秘书、看门人
知名于曼哈顿计划

多萝西·麦基宾（英語：Dorothy McKibbin，1897年12月12日—1985年12月17日），美国曼哈顿计划后勤人员，负责管理项目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的宫殿大道东109号（109 East Palace Avenue）办公室，而该办公室是项目员工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中转站。多萝西通常是初来乍到者第一个接触的人，故被誉为“洛斯阿拉莫斯第一夫人”[1][2]。随着圣菲办公室1963年关闭，多萝西也光荣退休。

早年经历

[编辑]
A young white woman with dark hair in an updo, wearing a blouse with a wide white collar edged in ruffles
学生时期的多萝西·A·斯卡利特，出自史密斯学院1919年年鉴

多萝西·安·斯卡利特（Dorothy Ann Scarritt）1897年12月12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薩斯城，是企业律师威廉·奇克·斯卡利特（William Chick Scarritt）与妻子法兰西丝·弗吉尼亚（Frances Virginia，本姓戴维斯（Davis））的女儿。夫妇俩一共有五个孩子，多萝西在家中排行老四，有两个名叫威廉·亨德里克斯（William Hendrix，化名比尔（Bill））和亚瑟·戴维斯（Arthur Davis，化名A.D.）的哥哥，一个叫法兰西丝的姐姐，一个叫弗吉尼亚的妹妹，其中妹妹于1907年去世[3]。家人和好友常称呼多萝西迪克（Dink）[4]。多萝西的父亲活跃于堪萨斯城政界及社会事务，曾于1896年到1897年担任警察總監，1922年担任公园专员委员会（Board of Park Commissioners）主席[5]。

多萝西的家人非常重视教育，也因为如此，多萝西在堪萨斯城历史最为悠久的私立女子预科学校巴斯托学校（英语：The Barstow School）就读，在校期间担任学校文学杂志编辑，参加戏剧小组，在学校篮球队担任前锋。1915年，多萝西预科毕业，进入了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文理学院史密斯學院，这所学院在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女子学院（英语：Women's colleges in the United States）。多萝西最初考虑主修英语和历史，最终选择了历史。入学第一年，多萝西就当选班长。此后她加入了学校的基督教工作协会（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Work）及社会学与时事社（Current Events Clubs），为一战中的战争难民筹集了2.5万美元的善款。多萝西喜欢打网球、游泳、远足及爬山，也加入了班级的篮球队，曾入选史密斯学院棒球队的最佳阵容[6]。

1919年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多萝西于1921年随父亲周游欧洲，随后前往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部，1923年抵达優勝美地國家公園。1923年9月，多萝西去明尼苏达州戴尔伍德（英语：Dellwood, Minnesota）找史密斯学院时期的朋友叙旧时，结识了后来的丈夫约瑟夫·钱伯斯·麦基宾（Joseph Chambers McKibbin）。1924年，她前往魁北克省、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新斯科舍省和千岛群岛旅行，1925年随父亲前往古巴、巴拿马、秘鲁、智利和阿根廷。后来多萝西和约瑟夫正式订婚，可多萝西从1925年从南非回来后，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而她的姐姐法兰西丝1919年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至此，多萝西决定撕毁婚约[7][8]。

新墨西哥州时期

[编辑]

由于当时还没有治疗结核病的有效药物，患者只能被送去療養院，要么等待自愈，要么静候死亡。由于美国西南部阳光明媚、气候干燥，有利于患者康复，当地开设了许多疗养院。多萝西的家人选择了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的一家疗养院森蒙特（Sunmount）。这家疗养院与其说是医院，倒不如说是度假村。1925年11月，多萝西和母亲来到这家疗养院，结果发现要排队等候入院。经过一番游说，多萝西最终于1925年12月9日成功入院。没过多久，多萝西就爱上了新墨西哥州的风景及文化。1927年12月22日，入院一年的多萝西宣告痊愈，正式出院[9][10]。

出院后的多萝西与约瑟夫重订婚约，最终于1927年10月5日在堪萨斯城家中喜结连理。婚后两人前往里约热内卢度蜜月，随后来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那里是约瑟夫父亲皮草公司麦基宾、德里斯科尔与多尔西（McKibbin, Driscoll and Dorsey）的所在地。多萝西与约瑟夫的儿子凯文（Kevin）于1930年12月6日出生，但没多久约瑟夫就被诊断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1931年10月27日去世[11][12]。丈夫去世后，多萝西成为单亲母亲，回到了圣菲。她当掉了身上的所有财物，换了一辆福特A型車，载着儿子凯文于与小姑麦吉（Maggie）前往，最终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于1932年6月11日抵达[11]。时值大萧条及黑色风暴事件双重影响，百姓就业困难。尽管如此，多萝西还是在西班牙印度贸易公司（Spanish and Indian Trading Company）找到簿記的工作，而这家公司从事的是手工艺品和艺术品的生意。公司老板诺曼·麦吉（Norman McGee）和吉姆·麦克米伦（Jim McMillan）将公司的日常运营全盘托付给了多萝西，每日支付50美分的薪水[13][14]。

1935年5月，为了多点陪伴儿子凯文，多萝西辞去工作。此时多萝西的父亲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几乎输掉了全副身家，但还是可以掏钱给女儿买房。多萝西没有买房，而是选择自己盖。1936年4月21日，她在森蒙特疗养院的不远处买了一幅1.5英畝（0.61公頃）土地，与在森蒙特认识的病友、飞行员凯瑟琳·斯廷森（英语：Katherine Stinson）共同设计一套19世纪西班牙风格的农舍及牧场，再搭配从西印贸易公司购置的古董装饰，总共花费1万美元来买地盖房。施工的时候，多萝西的父亲时不时过来监工[15][16]。

1937年，凯文被诊断出患有心内膜炎，而这种病极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由于这个病在当时没有治疗手段，只能躺床静养，凯文在1937至38学年都是躺在床上。1938年2月16日，多萝西的父亲因支气管肺炎（英语：bronchial pneumonia）去世，同年多萝西与母亲及姨妈娜娜（Nana）把凯文送到洛杉矶儿童医院。后来医生说凯文的病是误诊，实际上是扁桃體炎。扁桃体切除后，凯文也痊愈了，之后重新上学，多萝西则继续为老东家西印贸易公司打工[17][18]。

曼哈顿计划

[编辑]

二战爆发后，西印公司的老板决定转向战争方面的生意，于1943年关闭了公司，多萝西因此失业[19]。1943年3月，三位来自加州的神秘人物找到她，希望在圣菲建一个新的办公室[20]。多萝西对其中一个人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更这样写道：

多萝西所说的这个人，其实就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教授、日后大名鼎鼎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时奥本海默正在筹建一个秘密的实验室，用于在战时建造核武器，而这个项目就是曼哈顿计划[21]。到1943年3月27日，位于宫殿大道东（East Palace Avenue）109号的曼哈顿计划圣菲办公室正式启用，多萝西成为办公室第一位正式员工[20]。新建的办公室一共只有五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故意建得很小，这样冬天用小壁炉生火取暖的时候，热气很容易传导到整个房间。而办公室员工除了多萝西，还有负责住房事务的乔·斯蒂芬森（Joe Stephenson）、担任业务经理的加州大学审计长杜安·蒙西（Duane Muncy）、主管科研用品的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教授达娜·米切尔（Dana Mitchell）、统领全局的奥本海默，以及奥本海默的秘书普里西拉·格林（英语：Priscilla Greene）[22]。后来愛德華·康登带着秘书伊莎贝尔·贝米斯（Isabel Bemis）从伯克利抵达，大家必须挤在一起[23]。格林自掏腰包，在圣菲当地买了一台打字机[24]。当时多萝西的月薪是150美元[25]，这笔工资最初由斯蒂芬森用零用钱支付。没多久，多萝西就成为了加州大学的雇员[23]。

伊西多·拉比、多萝西·麦基宾、罗伯特·奥本海默与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家中合影，摄于1944年

一开始，多萝西不知道自己会被分配什么样的工作，而她的职责会随时间不断转变。多萝西后来担任奥本海默在圣菲的副手，负责管理住房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不过是一个幌子，目的是掩盖离此地35英里（56公里）远的在建绝密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就是日后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只不过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圣菲，一般只称之为“山丘”（the Hill）[23]。多萝西开始和实验室的人士熟悉起来，与诗人兼作家佩吉·庞德·彻奇（Peggy Pond Church）结识，而彻奇是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英语：Los Alamos Ranch School）创办人阿什莉·庞德（Ashley Pond）的女儿[23]。多萝西负责接待初来乍到的人，向他们批出通行证，否则他们无法通过门卫那一关[23]。也因为如此，多萝西被誉为“洛斯阿拉莫斯的看门人”[26]、“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夫人”[1][27]。为保密起见，每天晚上下班前，多萝西都要把白天用过的每一张纸烧掉[25]。

一天24小时，多萝西都随时待命，而奥本海默经常半夜给她打电话。她的家也经常挤满了客人，正如她后来所回忆的：

到了1943年5月，实验室接上了电话线，各个实验设施也初具规模，奥本海默和他的手下终于可以搬进去。奥本海默想过给多萝西在实验室安排一个工作，但被她婉拒了，说要留在圣菲，继续打理办公室[29]。和之前一样，多萝西的工作非常繁杂，既要看护儿童和宠物，也要保管公文箱及机密文件。她是洛斯阿拉莫斯居民的百事通，每当大家需要养小狗，要给奥本海默的圣诞节晚宴找一只鹅，或者需要找一位医生做引产手术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找她[26]。据作家劳拉·费米（英语：Laura Fermi）回忆：

多萝西的家也是洛斯阿拉莫斯人结婚的必选场地。1943年9月5日，在多萝西聘请的当地法官的见证下，格林与化学家罗伯特·达菲尔德（Robert Duffield）喜结连理。出于项目的安全考虑，这位法官不能了解夫妇二人的姓氏。此后喜事连连，三个礼拜后，大家再次齐聚多萝西的家，见证格林的伴娘玛乔丽·霍尔（Marjorie Hall）与物理学家休·布拉德纳（英语：Hugh Bradner）的婚礼[31]。大约有30场婚礼在多萝西的家举行，当中包括奥本海默的儿子彼得（Peter）的婚礼[32]。

1944年5月，奥本海默又把另一项任务交给了多萝西。当时实验室的人员迅速扩张，新建的宿舍还没有完工，又有80个人计划在夏天抵达基地。随着军方接管了班德利尔国家保护区（英语：Bandelier National Monument）的菜豆峡谷旅馆（英语：Bandelier CCC Historic District），多萝西需要把旅馆打点好，以便接受新人。多萝西虽然没有经营酒店的经验，但还是把圣菲办公室六个礼拜的工作交给助理处理，自己则于1944年6月入住旅馆。在军方及她带来的女性的帮助下，仅用了五天时间，旅馆就已经打点好。最终原定的80人最终没有来到，多萝西把旅馆改成度假村，共实验室的科学家使用[33]。或许多萝西接受过的最不寻常的工作，就是监测天空有没有日军侦查热气球的迹象[34]。

1945年7月15日，有两个人来到办公室，邀请多萝西晚上和他们一起去阿尔伯克基附近的桑迪亚峰（英语：Sandia Mountains）野餐。次日凌晨5点30分，多萝西见证了天空被强烈的光芒所照亮，而这就是人类首次核爆炸三位一体试验的壮观景象[35]。

晚年生活

[编辑]

1945年8月，战争正式结束，外界纷纷推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会不会保留下来，更不用说圣菲办公室了。此时的多萝西开始安排人员撤离工作。1945年10月16日奥本海默离开的时候，没人比她更悲伤了。后来诺里斯·布拉德伯里同意接任奥本海默的工作半年，结果一待就是25年，期间实验室和办公室保持开放，多萝西担任办公室负责人[36]。

1950年代，圣菲办公室的入口

1949年6月7日，正在华盛顿特区参加史密斯学院同学会的多萝西来到国会，现场观看奥本海默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的景象。当时奥本海默的秘书安妮·威尔逊·马克斯（Anne Wilson Marks）坐在他旁边，她接任了普里西拉·格林的工作，成为奥本海默在实验室的秘书[37]。1950年5月，为美国政府提供共产党渗透情报的线人保罗·克劳奇（英语：Paul Crouch (activist)）的妻子西尔维娅（Sylvia）指控奥本海默1941年7月在伯克利的家中组织地下共产党员聚会。为了洗清奥本海默的罪名，多萝西做了大量调查，写了一份详细的记录，证明奥本海默当时在圣菲。1954年4月和5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展开奥本海默安全问题听证会（英语：Oppenheimer security hearing），最终撤销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证。后来在听证会上作证反对奥本海默的愛德華·泰勒来到基地，多萝西没给他好脸色看[38]。

随着圣菲办公室于1963年6月28日正式关闭，多萝西光荣退休。布拉德伯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为她颁发纪念牌匾。1963年，荣获原子能委员会恩里科·費米獎的奥本海默邀请多萝西到白宫出席招待会。多萝西本打算前往，但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消息给活动蒙上一层阴影，再加上肯尼迪1962年12月7日视察基地的时候，曾经与多萝西见面，多萝西决定不参加。最终奥本海默从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手中接过奖[39]。

踏入1950年代，多萝西的视力每况愈下，1952年接受了白内障手术，术后需要佩戴厚重的眼镜[40]。1985年12月17日，多萝西在圣菲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41]。她死后葬在圣菲纪念花园（Santa Fe Memorial Gardens）[42]，洛斯阿拉莫斯历史博物馆（英语：Los Alamos Historical Museum）的多萝西·麦基宾大厅（Dorothy McKibbin Hall）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而大厅入口处，其实就是宫殿大道东109号办公室的大门[43]。

注释

[编辑]
  1. ^ 1.0 1.1 Howes & Herzenberg 1999，第159頁.
  2. ^ The faces that made the 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5-08-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3）. 
  3. ^ Steeper 2003，第5–7頁.
  4. ^ Steeper 2003，第13–14頁.
  5. ^ Steeper 2003，第9–10頁.
  6. ^ Steeper 2003，第11–13頁.
  7. ^ Steeper 2003，第13–18頁.
  8. ^ Conant 2005，第7–8頁.
  9. ^ Steeper 2003，第19–24頁.
  10. ^ Conant 2005，第8–13頁.
  11. ^ 11.0 11.1 Steeper 2003，第25–31頁.
  12. ^ Conant 2005，第14–15頁.
  13. ^ Steeper 2003，第36–39頁.
  14. ^ Conant 2005，第16–17頁.
  15. ^ Steeper 2003，第39–41頁.
  16. ^ Conant 2005，第17–19頁.
  17. ^ Steeper 2003，第43–44頁.
  18. ^ Conant 2005，第19–20頁.
  19. ^ Steeper 2003，第51頁.
  20. ^ 20.0 20.1 Steeper 2003，第1–3頁.
  21. ^ 21.0 21.1 Steeper 2003，第3頁.
  22. ^ Howes & Herzenberg 1999，第156–157頁.
  23. ^ 23.0 23.1 23.2 23.3 23.4 Conant 2005，第58–61頁.
  24. ^ Hoddeson et al. 1993，第68頁.
  25. ^ 25.0 25.1 Steeper 2003，第72頁.
  26. ^ 26.0 26.1 Steeper 2003，第76頁.
  27. ^ The faces that made the 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August 1,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3）. 
  28. ^ Conant 2005，第82頁.
  29. ^ Conant 2005，第95頁.
  30. ^ Fermi 1954，第234–235頁.
  31. ^ Conant 2005，第162–163頁.
  32. ^ Steeper 2003，第85頁.
  33. ^ Conant 2005，第220–223頁.
  34. ^ Howes & Herzenberg 1999，第158頁.
  35. ^ Steeper 2003，第106頁.
  36. ^ Steeper 2003，第112–113頁.
  37. ^ Steeper 2003，第126–127頁.
  38. ^ Steeper 2003，第134–135頁.
  39. ^ Steeper 2003，第137–140頁.
  40. ^ Steeper 2003，第122頁.
  41. ^ Steeper 2003，第147頁.
  42. ^ Melzer 2007，第355頁.
  43. ^ Steeper 2003，第141頁.

参考资料

[编辑]

外部链接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