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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軍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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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時期 | 1911–1944 |
解散 | 1944 |
國家或地區 | 中華民國 |
效忠於 | 北洋政府 (1912–1915) 中華帝國 (1915–1916) 北洋政府 (1916–1928) 國民政府 (1928–1934) 苏联 (1934–1942) 國民政府 (1942–1944) |
種類 | 軍閥派系 |
參與戰役 | 辛亥革命 新疆戰爭 |
指挥官 | |
省长(1912-1928) | 楊增新 |
省长(1928-1933) | 金树仁 |
督办(1933-1944) | 盛世才 |
新疆軍閥是民國年間統治新疆省的軍閥派系,亦是民国军阀中最特別的一個派系,其領袖全為來自外省漢族,亦因地理因素未曾參與其他派系的混戰,主要專注於應付省內內戰。於盛世才當權以後,新疆省達到前所未有的割據程度,其不掛中央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掛盛個人的六角星旗,完全由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執政並掌控大小軍政事務,國民政府中央無法節制,甚至可以獨立與蘇聯建立外交,儼然已成事實上的割據自治政權,因盛被蘇聯放棄而失勢下野後,其於新疆的多年割據才得以結束。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期間,清政府任命的地方官逃離迪化(烏魯木齊)。一夥由楊增新率領的雲南人平定了叛亂,立楊增新為省領導。大總統袁世凱認可楊增新的地位。楊增新也是為數不多的支持袁世凱的稱帝企圖者。在護國運動中,他清除了同情滇系军阀領導蔡鍔的軍官們。袁世凱死後,他认同其后的各届北洋政府,保持孤立主義和中立政策,使新疆遠離中國其他地區所經歷的動盪。
回民馬福興和馬紹武也是該派系成員,他們在楊增新手下有軍政職位。
楊增新在該地區擁有絕對的權力,並將電台的鑰匙一直隨身攜帶。他親自检阅每一條报道,並禁止他所不喜的内容。[1]
楊增新的副手,軍務廳長、外交署長樊耀南[1]在被黎元洪任為新疆駐外武官前,曾在日本留學。[2][3]樊耀南非常不喜歡楊增新的愚民政策,並試圖將更多的進步思想引入該地區。[2]黎元洪希望樊耀南最終殺死楊增新,接替他擔任新疆省長。為了獲得更高的職位,樊耀南加快了這一進程。1928年7月7日,也就是楊增新承認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數日後,樊耀南在新疆政法學院的一次宴會上槍殺了楊增新。[1][3]出席宴會的還有中國官員以及蘇聯總領事及其夫人。總領事夫婦得以逃脫。[1]
楊增新遇刺後,其下屬的公署政務廳廳長金樹仁殺死了樊耀南一夥。之後,他自任省長,並很快得到了國民黨的認可。金樹仁通過造成高通貨膨脹,禁止朝覲,並用漢族官員取代地方官員,徹底管理了該省。1931年,被疏遠的佔新疆多數人口的穆斯林反抗金樹仁。[3]出身回族馬家軍的甘肅軍閥馬仲英在叛軍支持下入侵。很快各種其他組織,包括分离主义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也反抗金樹仁,这些组织也互相鬥爭。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城迪化市(今烏魯木齊市)爆發軍事政變,時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金樹仁被逐出迪化,出逃塔城。4月14日,手握兵權的盛世才率部進入迪化,依靠武力繼任臨時督辦[4]。盛世才不是楊、金的門生,最初是奉系郭松齡部下排長,後與其一同叛逃到國民軍,直到1930年才被南京任為金樹仁的部下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主任上校參謀。
1933年6月國民政府派黃慕松(參謀本部次長),1933年9月國民政府派羅文榦(司法部長、外交部長)視察新疆。盛世才為取得蘇聯援助而實行「反帝親蘇」路線,但也表態必會保障新疆為中國領土[5]。1934年2月20日,國民政府設立「新疆建設計畫委員會」。盛世才治下的新疆,雖未宣布獨立,但完全脫離國民政府的控制,那一時期的新疆,拒絕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是懸掛盛氏政權的“六角星旗”。
1934年6月,新疆省政府未經國民政府核准私自與蘇聯簽定《新苏租借条约》(系租借新疆锡矿条约,亦称《锡矿协定》)[6],向蘇新貿易公司借款,國府不予承認。對於蘇聯介入新疆內政,國府認為新疆屬於抗戰時期中國對外重要通道,也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國際路線,因此不願得罪蘇聯,但國軍仍將軍事力量集結於西北(1941年胡宗南所領導的三個集團軍),以控制關鍵要道。
1934年4月,盛世才公佈了新疆新政府的政治綱領“八大宣言”,取消了原“十大綱領”中的外交歸中央、實施黨化教育、財政與中央統一等內容。11月,盛世才又提出九項新任務,聲稱惟有反帝反法西斯,永久維持中蘇親善政策,才能解放中國和建設新疆。此後,他成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並陸續提出六大政策,即: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為此,盛世才專門寫了《六大政策教程》一書,設製了六角星旗。同年,他甚至向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阿布列索夫提出,在新疆實行社會主義,並將其推行到甘肅和陝西,此事為蘇聯政府勸阻[7]。此後,其主政期間更在蘇聯支持下於1937年擊敗馬虎山,終將新疆變為蘇聯事实上的保護國和中國共產黨員的庇护所。
1941年,蘇聯遭到納粹德國閃擊,兵敗如山倒,盛世才估計形勢認為蘇聯即將滅亡,於是再度轉向改投國府中央。12月,盛世才透過中國駐蘇聯武官郭德全轉達與國民政府進一步改善關係的意願[8],同意重新加入國民黨、驅逐蘇聯顧問並處決共產黨員。
1942年6月,盛世才邀請國府翁文灝(經濟部長)、朱紹良(第八戰區)共同商討新疆「獨子山油鑛」問題(1939年蘇聯強行開採)。會後雙方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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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蘇聯察覺盛世才歸順國府中央後以駐華大使潘友新向國府「揭發盛世才的罪行」,形容其為中蘇友好關係的障礙[10]。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擬訂「收復新疆主權方略」,經蔣中正審核後決定採行;國民政府將一面安撫盛世才,一面遏止蘇聯分裂中國的舉動,設法收復新疆。
1942年8月,國民政府下令新疆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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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國民政府向蘇聯提出「除外交人員外,其他蘇聯顧問、礦場人員、蘇聯部隊均需在三個月內撤離新疆省」。盛世才開始組建10萬人的遊擊隊並在迪化挖掘地下掩體,表達不惜與蘇軍一戰的決心[11]。蘇聯則改為開始於阿山扶植反盛親蘇的阿爾泰哈薩克復興委員會(其領袖烏斯滿終於1944年3月起義)。
1943年3月,盛世才向蘇聯軍事顧問瓦西里也夫抗議:「按第八戰區長官電令,所有新疆部隊番號、駐地、編制均需詳報,蘇聯紅八團如果屬於新疆部隊編制,日後國民政府下令調動抗日,你們都得服從指示上前線,蘇聯政府還會埋怨你;如果是蘇聯在新疆的駐軍,則屬非法應請立即撤出;如果不上報,國民政府駐哈密中央辦事員都知道,紅八團頗成問題」。6月16日,蘇聯向國府遞交一份備忘錄,再次「揭發盛世才的罪行」並把「盛俄密約」(新苏租借条约)公開,與中共一同譴責盛世才對「蘇聯非法及仇視的行為」。
1943年,盛世才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隨後,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角星旗亦換為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但此後因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對新疆用兵,盛世才開始採取對策,準備把國民黨勢力逐出新疆。
1944年初,鑑於蘇聯開始反攻德國而國軍在豫湘桂會戰失利,盛世才評估局勢認為國府將會戰敗,因而企圖再次投靠蘇聯。他致電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蘇聯共產黨和將新疆劃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但此時蘇聯政府已經對盛世才徹底失望。斯大林拒絕了他的要求,並把其電報轉給了蔣介石。蔣介石亦不信任多次變節並私自與蘇聯建立外交的盛世才,此時的盛已眾叛親離、怨聲載道,終於1944年8月29日被蔣介石罷黜下野,調離新疆另任農林部長,並由朱紹良代理新疆省主席。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離開新疆到重慶赴任,在新疆主政歷時11年5個月。至此國民政府才首次能在新疆建立直接統治,新疆三十多年的割據歷史宣告結束[13]。
由于新疆军阀地理位置远离中央政府,與沿海地區贸易路途遙遠並需经过许多其他勢力,因此其不得不在經濟上重度依赖鄰國苏联,而苏联也很乐意利用新疆来确保自己的边界之安全,为此,苏联投资和援助了新疆的许多经济產業,包括石油及棉花等。[14][15]
相较于西藏来说,西藏是俄罗斯和英国的必争之地,然而新疆的地理位置却没有如此的重要,因此并没有爆发如同“大博弈”式的外交斗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