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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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镇总兵官 | |||||||||||||||||
前任:无 繼任:黄龙 | |||||||||||||||||
國家 | 明朝 | ||||||||||||||||
字 | 振南 | ||||||||||||||||
位階 | 正一品 | ||||||||||||||||
族裔 | 汉族 | ||||||||||||||||
祖籍 | 山西平阳府太平县 | ||||||||||||||||
出身地 | 浙江杭州府钱塘县 | ||||||||||||||||
別名 | 毛伯龙 | ||||||||||||||||
其他名號 | 毛帅、毛镇 | ||||||||||||||||
出生 | 1576年2月10日 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 | ||||||||||||||||
逝世 | 1629年7月24日 辽东金州卫双岛 | (53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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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 |||||||||||||||||
武举乡试第六名 | |||||||||||||||||
經歷 | |||||||||||||||||
1605年 安山百户 1605-1608年 安山千总 1608-1620年 叆阳守备 1620-1621年 广宁练兵都司 1621年 广宁练兵游击 1621-1622年 平辽副总兵 1622-1623年 平辽总兵官署都督佥事 1623-1624年 平辽总兵官加指揮僉事 1624-1629年 平遼總兵官左都督 | |||||||||||||||||
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一名伯龙,字振南,浙江布政司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祖籍山西布政司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为明朝东江镇总兵,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辽东失陷后,毛文龙率100多人偷袭敌后,收复了一些失地,开创了军事重镇东江镇(今辽宁省丹东市),有“海外长城”之称[1]。崇祯年间四次向朝廷奏报与后金的书信往来[2][3][4][5],诱捕后金固山额真可可等人[6]。崇祯二年(1629年)被督师袁崇焕所斩,其驻地东江镇官兵于当地人民皆哭泣悲伤不已[7][8]。
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毛文龙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9]。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经营官盐,后因生意需要,举家迁往杭州[10]。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11]”之称。毛伟与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为长子毛文龙、次子毛仲龙、四子毛云龙。
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二十六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府尹等职[12],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
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亦曾接受儒家正统教育“幼从学,习经生业[13]”,但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14]”,故在重文轻武的明末,很难取得像样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岁成为军官后,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籍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多年不育,四十多岁时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辽阳被後金攻占后,文氏死于战乱,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张氏抚之如己出。
毛文龙虽然家道中落,为人颇豪爽,“家虽贫,有英气[15]”。但祖上还是薄有田产,不仅在杭州有“山田二顷[16]”,在山西老家亦有庄园[17],母家又为杭州巨室,还不至于为生计发愁,淪落為人算命。关于毛文龙曾为算命先生一说,史料中仅有张岱所著《石匮书后集》中称其“少无赖,有口才,习为『姑布术』[18]”,可称孤证。但张岱所著《石匮书后集》收錄街巷傳聞,而毛文龙素与阉党不睦[19],又因事得罪了魏忠贤[20],因此多次被阉党成员潘士闻、杨国栋等弹劾,张岱與閹黨文人友好,或有誤信傳言之嫌,而毛文龙去算命看相,其面貌被論為富貴之相[21],张岱道听途说,把去算命的毛文龙,誤會為替人「看相算命」,当在情理之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春,毛文龙过继给辽东鞍山的伯父毛得春为嗣子[22],遂只身北上,先顺道入京拜访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荐于宁远伯李成梁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当时建州左衛都督努尔哈赤不断兼并女真各部落,辽东形势日渐紧张,毛文龙对山川形势和敌情都加意考察[23],同年九月,参加了辽东的武举考试,“列名第六[24]”,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又升千总,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升叆阳守备。
毛文龙在守备任上呆了十几年,因“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25]”,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甚至动了南归养母的念头[26]。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派毛文龙于沿边要害地带,逢水草下毒[27],阻止了后金入侵。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毛文龙又擒斩有功,累功升都司[28]。熊廷弼被姚宗文弹劾去职后,袁应泰接任,把毛文龙调到山海关管后勤[29],毛文龙因造办火药有功,加游击衔。
天启元年(1621年)春,后金大举入侵,明军虽经浑河血战,终不能抵挡而战败,沈阳、辽阳先后沦陷,后金軍占领了辽东大部,明军退守到以重镇广宁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兵烽所及,毛文龙在鞍山的亲属一百多人被后金军杀害[30]。这时,辽东巡抚王化贞招募勇士,前往后金后方活动,毛文龙集国仇家恨一身,慨然应募,被实授练兵游击。
七月初,毛文龙率197名死士出发,深入敌后,先收复了长山岛、广鹿岛、石城岛、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31]。七月十四日抵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城下,探知城中后金军主力已出城抄杀百姓,遂暗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之,擒后金外戚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叆阳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32],“牛酒迎劳者,不下数十万余。[33]”,全辽震动,后金大恐。
“镇江大捷”是明与后金战争的首胜,扭转了一溃千里之局面,“自文龙之捷,朝议恢复有机[34]”,消息传到京城,朝野相贺[35],明廷破格升毛文龙为副总兵[36]。兵部左侍郎王在晋评价说:“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37]”
御史董其昌也上奏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37]
镇江之战时,到达城外的明军并非毛文龙部一支,还有登莱巡抚陶郎先所遣王绍勋部,从山东半岛渡海至。战后王绍勋争功不得,遂报告说“镇江大捷”是假的,毛文龙只是大言哄骗陈良策为内应,信以为真的陈良策独自绑缚佟养真父子送至毛文龙船上,毛文龙畏敌如虎,坐享冒功[38]。这一说法历来被攻击毛文龙者所采用,如袁崇焕亲信周文郁所著《边事小记》即採取王邵勋之说敷衍成文[39],陶郎先也根据王绍勋的报告力诋毛文龙。
不过,王绍勋是叛徒和逃将出身[40],以参劾魏忠贤、客氏而直声震天下的名臣侯震旸据此上书为毛文龙鸣不平:“嗟乎!龙小小一捷,固自称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绍勋,不为救而故为催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41]”,并要求朝廷“罢郎先,逮绍勋。[41]”随后,大学士孙承宗、御史陈保泰等交章弹劾陶郎先欺君冒饷诸罪,陶郎先终被查办,明廷将其贪墨军饷补发给毛文龙[42]。
毛文龙孤军深入敌后,系辽东巡抚王化贞所遣,而辽东经略熊廷弼与王化贞不和,互相攻击不断。镇江之战后,王化贞绕开经略衙门单独报捷,熊廷弼更加不满,遂上言:“文龙发之太早,致使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43]”把镇江大捷说成是“奇祸”。
熊廷弼对毛文龙的攻击有两点:第一是责怪毛文龙抵抗后金,后金才屠杀辽东百姓的(言外之意是不反抗就不会死);第二是认为毛文龙“发之太早”,误了他的“三方并进之本谋”。熊廷弼虽有才华,但意气用事也朝野共知,对此两点攻击,内阁首辅叶向高驳斥道:“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十,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由文龙故。[44]”指出无论反抗与否,后金对辽东人民的屠杀都不会减少;而熊廷弼“三方并进之本谋”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所谓三方并进:即广宁、登莱、山海关三路同时进兵。后来事实证明:广宁很快就沦陷,而熊廷弼重用的门生——登莱巡抚陶郎先,不仅贪污军饷,还收留后金特务佟卜年[45],登莱一路终属虚着,熊廷弼自己也意识到:“此二方(广宁、登莱)已属画饼。[46]”
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亦肯定叶向高的观点:“镇江之捷,巡抚迳自报闻,不与经略衙门知会,遂生异议。党熊者必欲诎其功,文龙几逮矣。叶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龙之报捷,异论稍息。[47]”,并对熊廷弼、王化贞二人于国难当头之际互相拆台提出批评:“熊毕竟以此衔之,王亦不少逊。嗟乎!国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47]”
“镇江大捷”后,位于毛文龙后方的登莱巡抚陶郎先对朝命阳奉阴违,不发一兵一饷相援;后金却相当重视,先后派皇太极、阿敏等率精兵5000攻打镇江[48]。毛文龙麾下只有100多人,孤军难支,不得不携军民退入朝鲜。皇太极等追击过鸭绿江,遣使暗通义州府尹郑遵,郑遵经朝鲜国王光海君的同意,与后金联合[49]。朝鲜、后金大军合围毛文龙部于林畔,毛文龙率部进行了激烈抵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14]”,后金未能逞志而退兵。明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但197名追随毛文龙深入敌后的勇士,如尚学礼、王辅、张盘、尤景和、王承鸾、陈忠、时可达等,很多在恶战后幸存,并成为毛文龙开镇东江的核心力量。满清史书称此战“文龙仅以身免[50]”是与事实不符的。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51],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天启三年二月,加都督同知衔,赐尚方剑[52]。天启四年(1624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遣使东江议和[53],毛文龙将来人绑送京师[54],朝廷又升毛文龙为左都督。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数十万人[55]。一面遣将游擊掠奪,一邊與外族通商,並要求朝鮮提供物資,逐渐成为后金大患。
对于东江镇的作用,王在晋在辽东经略任上曾奏言:“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56]”东林名臣陈良训则将毛文龙称为“海外长城”[1]。
天启三年(1623年)夏季,在探知努尔哈赤有攻明意图后[57],毛文龙遣军四出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命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命易承惠从满浦进军,自统8000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58]。后金境内狼烟四起,不得不放弃南征企图。
东江镇夏季军事活动的高峰,则是都司张盘对金州、旅顺的收复。六月十六日,张盘奉命从麻洋岛登岸,接受流亡辽民,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59]”,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以青壮年居多,苦大仇深,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张盘见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共计有35队。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缴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59]。”随后,又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方圆百里土地,重归于明朝[60]。
十月初五,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61]。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反击,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59]”,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59]”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后金军[62],后金军只得撤走。
但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间,当时的登莱巡抚武之望不懂军事,上奏要在旅顺和金州之间的南关开凿运河,得到兵部批准[63]。张盘和副手朱国昌因朝命难违,奉命施工,却因情报泄露,遭到后金军围攻而牺牲,后金乘机重新占领了辽南各城。
毛文龙得报后,发觉后金军补给线过长,即派游击林茂春、王承鸾等邀截后方,攻其软肋[64],迫使后金军立足不稳而撤军。又命都司石城玉往金州、旅顺等城收拢残部,进驻恢复[65],但登莱巡抚武之望乘后金军与东江军激战之际,抢先派部将张攀进驻旅顺,以争恢复之功。
可到了冬天,武之望害怕后金军乘海水结冰进攻,又将部队撤回,并向朝廷奏称:“冬月虏骑可通,难以支持,且彼时运道不行,无所事防,即退居皇城岛亦无不可者[66]”,毛文龙哭笑不得,只好重新派兵接管旅顺[67]。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讥讽武之望说:“旅顺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难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独不可据乎?据而图复,复而遇冬则退,是攻守相寻无已也。[66]”,指责武之望“谋国非心虚[66]”,同时称赞毛文龙说:“海外情形,毕竟毛文龙勘得透![66]”
此后,辽南地区一直在东江军的控制之下,到毛文龙死后才重新沦陷。孟森、阎崇年等明清史专家津津乐道的“毛文龙十二大罪”之“开镇八年,不复寸土[68]”是与事实明显不符的。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细作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69]。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3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圍痛擊,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70]。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俱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59]”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数,著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至二百六十有九[71]”,“宁锦大捷”更是“斩获无几[72]”、“止有丁自雄于马上斩一级[72]”,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59]”
登莱巡抚袁可立也上奏说:“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73]”明熹宗下旨嘉奖:“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73]”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董骨寨大捷 斬級二百三十有奇 生擒四人 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所司勘實 上嘉其功降敕獎勵賜以金蟒 仍發帑金三萬兩充賞功等費其糧餉令戶部議處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劉愛塔之死 遣張盤潛師夜起遂複金州 今欲據金州以圖三衛又報奴欲西犯榆關遣師渡江以伐其謀 暗置空營更易旗號於是有滿浦昌城之捷 斬獲奴級一百三十八顆獲奸細四人及夷器等物[74]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明熹宗曾赞扬毛文龙:“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75]”
如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76]”明末史学家高汝栻评论说:“宁远之役,奴拥众入犯而终有内顾之虑者,殆文龙牵制之力欤?[77]”
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78]”对此,兵部尚书王在晋指出:“‘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78]”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动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79]”,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王在晋对此评价道:“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80]”
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面临着内政外交的双重压力。对内,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人对其汗位虎视眈眈,尤以阿敏所辖镶蓝旗兵力最多(61牛录),而皇太极自己的正黄旗却只有18牛录;其子豪格统领的镶黄旗只有15牛录。对外,后金对于明朝的军事行动,受制于毛文龙,每次都无法及远。为了打破明清双方的战略均势,遂决定首先派阿敏等率部攻打毛文龙建立的东江镇,为南下进攻明朝本土扫除障碍,同时亦有削弱阿敏等人实力,解除其对汗位威胁之意。
为了避免后金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皇太极在起兵攻打东江的当天,即派使者前往宁远,与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81]。在议和前后,袁崇焕派遣心腹徐敷奏带领数十号大船,前往东江镇,以优厚待遇诱骗生活极为艰苦的东江镇官兵加入关宁军。据袁崇焕自己奏报,以旅顺参将李鑛为首,共有4000多人从东江前往关宁[82]。此举削弱了东江镇的实力,为后金發动“丁卯之役”提供了有利条件。皇太极此举展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明外交手腕。
长期以来,毛文龙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83]”,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83]”,后金对毛文龙甚为痛恨,頒布了专门法律来针对毛文龙奸细,但毛文龙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孙承宗督师辽东期间,也在后金内部安插间谍,并了解到毛文龙所遣间谍的情况,上奏说:“臣近有谍于东,谍回具述文龙有谍为贼所发,而广宁人铁信,其谍主也,近亦逃来言其事。则文龙之胆智,无日不在贼巢之外。[84]”
毛文龙曾投书于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的猜忌、杀戮,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25]”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85]。
后金在天启四年(1624年)招降毛文龙失败后,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因为捕获了一些毛文龙派出的细作,其首领努尔哈赤又借机至书毛文龙招降[86],毛文龙并未理睬。但努尔哈赤仍未死心,于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第三次至书招降毛文龙[87],毛文龙将来书奏闻朝廷。
努尔哈赤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间,在死前曾出沈阳,前往狗儿岭附近的汤泉洗浴。毛文龙安插在沈阳城里的密探耿仲明,立刻探知这一情况并飞报东江。毛文龙派遣了千总毛永科、石景选率领150人的小分队于八月初十夜袭汤泉[88],努尔哈赤八月十一日回城并死于途中。在此之前,后金于八月初三抓获五名毛文龙所遣奸细,并供称东江军近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89],当属为配合袭击汤泉而让后金放松警惕的做法。毛文龙很快于九月初二即奏闻朝廷努尔哈赤的死期,而明廷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的情报则要慢许多且不够准确。
皇太极继位后,改变了努尔哈赤过去的做法,重用汉官,善待汉人,后金统治日渐稳固;不久后,崇祯即位为明朝皇帝,励精图治,锐意辽事,但性情过急。毛文龙在此一阶段改变反间策略,以投降归顺后金为饵,诱捕后金重要官员,希望邀宠于崇祯,于是有了与后金的书信往来。
毛文龙曾主动多次将与后金通书的情况奏明朝廷。如《国榷》记载:崇祯元年三月十四日,朝廷接到奏报“总兵官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五人至皮岛求款。[90]”,而东莞袁崇焕纪念园的研究人员却声称:“毛文龙在三月份塘报中只提到了马秀才,却有意隐瞒后金使团正使可可的存在”,渲染其是一大矛盾,并以此指责毛文龙有意欺瞒朝廷,通敌卖国,罪该万死,该指责是与史实明显不符的。此后又分别于崇祯元年四月二十八日[2]、五月初一日[3]、五月初六日[4]、五月十三日[5]四疏奏报与后金的通书,奏明自己“放还来鞑,引诱要人”之计,甚至直接将皇太极来书奏呈御览[91],以明心迹。
天启以来,明廷对毛颇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寶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毛文龍滅奴雖不足,牽奴則有餘”[92]。工科给事中杨所修曰:“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然毛文龍部有貪功、冒餉、不受節制、難以調遣等問題,袁崇焕忌之,與內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去之不难。”[93][94][95]。天启四年至七年中,毛文龙多次袭击清军,都遭失败,此后在皮岛驻扎[96][97]。由于毛文龙部占用明朝部份兵餉,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尚寶卿董茂忠上书弹劾请撤毛文龙。兵部商议时,袁崇焕提议派遣官员至皮岛管理兵餉核查銀錢帐用,而遭到毛文龙抵制,因此招致袁崇焕更决意诛杀毛文龙[98]。
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初一,袁崇焕与毛文龙在皮島会见,并商议军事。经过连续三日的谈判,毛文龙始终不接受袁崇焕主张的“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等建议,谈判失败。之后袁崇焕劝其归乡,而毛文龙则称自己了解辽东局势,并能解决满洲、顺势攻占朝鲜[99]。此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通宵部署诛杀毛文龙。初五,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至雙島检阅将士比赛射箭,但袁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命人除下其衣冠并捆绑,毛文龙仍称自己无罪有功。袁于是宣布毛的“十二大罪狀”,祭出尚方宝剑、斩杀同样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100]。毛文龙有部下为其求情,称毛没功劳也有苦劳,被袁崇焕斥退。
袁崇焕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
袁崇煥說完十二條罪狀後,面向京城方向叩拜請命:“縛文龍,去冠裳”,斬殺毛文龍於帳前,众将皆痛哭。袁崇焕怕文龍的部下兵变,先祭拜了毛文龍的屍首,又拿出十萬兩白銀,分贈毛文龙下属,并把原毛部兵士分为四份,分由毛承禄、徐敷奏、刘兴祚与陈继盛率领[101]。
這十二項大罪,有人認為其中有幾條是當時守關將士之通病、有些是個人行為私德問題。至於私通外夷,袁崇煥本人也曾想跟女真議和;所謂交結近侍,袁崇煥本人也曾於魏忠賢當政時上折稱頌其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102],而最後一條指責毛文龍不能收復失土,袁崇煥本人也不能復遼東寸土。當時,崇禎帝對於袁崇煥以尚方寶劍殺死毛文龍,是非常不滿的,因為毛文龍本人也有一把尚方寶劍,為崇禎之兄天啟帝所賜。史載“帝驟聞,意殊駭”,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雖然如此,這也種下日後崇禎凌遲袁崇煥的遠因。[103]
一种说法是毛文龙私通后金,被袁崇焕杀是死有余辜,以明清史专家吴晗、阎崇年等人为代表。
明末清初多数史家则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后金方面提出的议和条件,如《崇祯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弘光实录抄》等等都持此说。在明思宗诛杀袁崇焕的诏书里,也有“以谋款而斩帅”一条[104]。武汉大学满族学者关文发曾撰文批驳这种观点,认为其与清朝所修正史《明史》及《东华录》互相矛盾,是不可信的。学术界亦有部分人,以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郑宪春、吉林大学教授孟昭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琦为代表,这一派观点认为毛文龙功大于过,含冤而死,所谓私通后金之说,毛文龙奏明朝廷在先,当属诱敌之计。
毛文龙死后,辽民对其怀念不已,“铁山、皮岛俱祠祀毛公[105]”,明朝金州卫地区也有毛文龙墓留存,位于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苏家村的山坡上,有墓碑高3米,宽44厘米,厚12.5厘米。阴刻:“明故平辽总兵毛公讳文龙之墓”。按明人记载,毛文龙已归葬浙江。[106],故应是当地百姓给立的衣冠冢,墓碑形制简单,碑文通俗,也是百姓所立的佐证,亦可见辽民对其的深切怀念,这一实体文物与部分文史寫到毛文龙杀良冒功,屠戮辽民,使得治下百姓民不聊生的记载互相矛盾。
丹东大鹿岛上的毛文龙碑亭内设有石碑两块,分别立于天启六年(1626年)和崇祯元年(1628年),其中崇祯元年所立之碑的正面铭刻着毛文龙的铮铮誓言:“指日恢复全辽,神色苞孕于此,吾侪赤心报国,忠义指据于此。”碑的背面,镌刻着毛文龙等众将士的官职和姓名。此两碑的时间均是毛文龙被杀前所立,是不是当地百姓给立,有待考证。
文革中这两块碑遭到了破坏,1979年,已成为文物的两碑修复后,修建了庙式碑亭,并成为大鹿岛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朝鲜人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曾录毛文龙所作诗一首,此书对毛文龙多持否定、丑化态度,并无伪造毛诗吹捧之可能,其诗云:
孤臣白发映寒旌,一上秋风海上城。
霜拂铁衣银浪动,电开金匣玉龙惊。
三更月冷将军幕,万灶烟沉壮士营。
塞曲数声人尽泪,萧萧边马皆悲鸣。
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
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
云叶才生雨,楼外铁马嘶风。报急水,小河东。飞一箭青骢。倚天剑破长风浪,小结画影腾空。漫道是,长杨词赋,细柳豪雄。
匆匆。脱跳荡,惊帆辔满,走躞蹀、蟠花带松。有渝海、堪凭洗恨,看今日、蹀血玄菟,痛饮黄龙。鸭江醅发,鹿岛苹开,谁是元功?
長子:毛承斗,“改名珏,隐居钱塘。清興明朝大将军(毛文龙)故部曲多为元勋,爵为王公,争遣使迎珏,礼之甚恭,数欲荐珏为大官。珏固辞曰:‘愚不任官事,且惧违先将军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