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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政策或積極不干預主義(英文: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於1980年提出的術語,用以概括香港政府當時「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
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干預構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開始轉向積極不干預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中,清楚地闡述了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他特別強調「積極」二字:[1]
“ | 但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說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 ” |
有學者認為,積極不干預應理解作「積極性」的不干預。積極不干預意味基本上是要干預的;若不干預,必須要有正面而積極性的效果。並指出,「港英年代的經濟哲學一向是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maximum support,minimum intervention)」[2]
積極不干預政策被一些學者視為「香港奇蹟」(經濟發達)發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學者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使勞工法例保持寬鬆,是香港政府縱容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政策。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不干預主義已經消亡(甚至認為過去三十年並沒有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稱香港現在的經濟政策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當中例子包括:
1999年9月,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曾經為投資数码港辯護,稱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處理,而積極不干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干預。[3][4]
2000年6月29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同樣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說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譁然[5]。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評過殖民地政府標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騙人」的,他認為抽稅、築路、興建公營房屋、工業邨等,均是干預,是任何政府都會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開、公正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6][7]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2006年10月6日,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8],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9]
2007年9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以平均價$155.4港元增持港交所股份,令其持股量增至5.88%,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港府增持港交所,顯示對港交所的支持,有助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2009年,香港政府計劃增加免費電視牌照,造成香港免費電視牌照爭議,與政府一向對香港免費電視行業的意見和取態背道而馳。
近年,中國大陸的國家單位部門和國企涉及在香港市場大手買賣股票、房地產等各種商業行為[10],雖然原因不明且有相關爭議[11],但港府向中聯辦等部門提供免稅特權[12]。